作者：安法醫新抗老科學研究中心 研發長 吳杰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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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研究挑戰「壽命天花板」的社會與倫理反思
長期以來，主流學界認為人類壽命存在「生物極限」，多數研究指出最高壽命上限可能落在 115–125 歲之間（Dong et al., Nature, 2016）。然而，來自瑞士蘇黎世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卻對此提出挑戰。該團隊分析 1950 年以來 200 多個國家的壽命資料，發現全球人類平均壽命仍穩定以每年約 3 個月的速率持續延長，未顯示出任何放緩趨勢。研究預測，到 2063 年，包括日本與瑞士在內的長壽國家女性平均壽命將突破 100 歲（Zürich University, 2024, 圖一)
圖一:1840 年至 2020 年世界主要人口的預期壽命。
實心圓圈是 2001-2020 年的資料.Human Evolutionary Ecology Group, University of Zurich, Switzerland
doi: https://doi.org/10.1101/2025.05.01.651310
壽命增長的多重驅動因素
壽命的持續增長，並非單一醫療技術進步所致，而是來自多方面的結構性改善：
-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（Mensah et al., 2020）
- 癌症早篩與新療法普及（Siegel et al., 2023）
- 公共衛生體系與疫苗接種強化（Greenwood, 2014）
- 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廣
舉例來說，法國女性在 80 歲時的預期剩餘壽命，自 1980 年的 9.5 年延長至 2020 年的 12.7 年，顯示高齡族群的健康壽命與總壽命同步提升（INSEE統計，2023）。
生物學上的「壽命極限」仍待辯證
傳統理論指出端粒縮短、DNA累積損傷與細胞衰老等機制構成自然壽命的上限（Hayflick, 1965）。但新興研究帶來了顛覆性的觀察：
- 清除小鼠體內的衰老細胞後，其壽命延長了 36%，並顯著提升健康狀態（Wang et al., Cell Metabolism, 2024, 圖二）
- 應用 CRISPR 鹼基編輯工具成功修復人類早衰症相關基因突變（Lin et al.,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, 2021,圖三）
這些研究預示，未來透過基因編輯與衰老細胞清除技術，人類壽命有望突破既定生理界限。
圖二: 清除衰老細胞延壽36%
Mice Cleared of Senescent Cells Shown to Die Healthier—Not Just Live Longer.
Cell Metab. 2024 Aug 6;36(8):1795-1805.e6.
圖三:CRISPR修復早衰基因
CRISPR base editor treats premature-aging syndrome
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. 2021 Apr 16;6(1):158.
模型與挑戰：線性預測的風險
雖然目前壽命數據呈現穩定線性增長趨勢，但有學者提醒，歷史趨勢不必然代表未來走勢。例如疫情（如 COVID-19）、氣候變遷、抗生素抗藥性（WHO, 2023）等全球性挑戰，可能隨時改變壽命曲線的軌跡（Barro et al., 2021）。
延壽社會的制度重構壓力
人口結構劇變亦為政策制定者帶來壓力。根據聯合國預測，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將於 2050 年增至 16 億人（UN, 2022）。各國開始採取應對措施：
- 新加坡實施彈性退休制度（MOM）
- 德國推動「終身學習帳戶」制度（BMBF, 2023）
這些改革不僅影響退休與就業制度，更重塑教育、健康照護與代際財富配置模式(圖四)。
圖四: 世界和各地區老年經濟扶養比：1990-2021 年估計值和 2022-2050 年預測值.
扶養比是指每100 位有生產能力者（15-64 歲）所需扶養的依賴人口（14 歲以下者與65 歲以上者）。當此值愈高，便代表社會所需負擔的依賴人口愈多。
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An Ageing World World Social Report 2023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
倫理與可持續性的未解議題
延壽技術是否會成為富裕階層的專利？世界衛生組織已將「衰老」列入 ICD-11 中的可預防健康狀況分類（WHO, 2023），但技術落差恐進一步擴大貧富不均（Emanuel et al., 2020）。此外，有研究指出，壽命每延長一年，全球碳排量將增加約 1.2%（Springmann et al., 2022），突顯壽命延長對永續發展的潛在衝擊。
結語：你願意活到 120 歲嗎？
壽命無極限的假說雖尚未被最終證實，但它已激發人類重新思考「活得久」與「活得好」的意義。當生物技術得以延壽，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應對其帶來的醫療、制度與倫理變革？